卖“纯中药减肥胶囊”被控生产、销售假药罪：主观明知、销售数额、主从犯三个辩点怎么打？｜假冒伪劣刑事律师陈群

夫妻在直播平台宣传销售“纯中药减肥胶囊”，产品检出酚酞等西药成分被按假药论处。控方主张按快递单推算300余万元，一审只认定70余万元，二审最终认定110余万元。从主观明知、销售数额、主从犯三个维度复盘辩护空间：明知如何靠客观行为推定、推算型数额如何被击破、夫妻关系不等于地位作用相同。

问：家人在网上卖减肥产品，宣传的是“纯中药”，结果被检出含西药成分，按假药论处。这种情况会定什么罪？卖出去的钱怎么算？

答：先说结论——罪名通常落在生产、销售假药罪上，但真正决定刑期的从来不是“卖没卖”，而是三件事：主观上知不知道，金额最终算到多少，以及在共同犯罪里被摆在什么位置。这三个问题，就是这类案件的三个主战场。下面这个案子，三个辩点被完整打了一遍，值得逐段复盘。

案情梗概

2016年前后，李某在直播平台宣传“纯中药减肥胶囊”，称其减肥效果显著，从上家以每瓶约1500元的价格进货，转手以1700元至1900元对外销售。她负责把成批产品分装成瓶、制作说明书、用微信和支付宝收款、委托快递发货；丈夫周某把支付宝账户交给她用于收款，并帮忙分装、印制说明书、交寄快递。

案发时，侦查机关在现场查获尚未售出的胶囊等物品。经检测，涉案胶囊中检出酚酞等西药成分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据此认定应按假药论处——苯酚酞类成分属于刺激性泻药成分，违规添加在减肥类产品中，一旦以“纯中药”名义销售，性质就变了。

案子到了二审，控辩双方的争议集中在五个焦点上，其中三个直接决定刑期：知不知道是假药、金额到底是多少、丈夫算不算从犯。

一、主观明知之辨：法院不看你说了什么，看你做了什么

问：当事人说“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掺了西药，我以为是纯中药”，这种辩解有用吗？

答：单独说，几乎没用。这类案件里，“明知”很少靠口供证明，绝大多数是从客观行为推出来的：

• 亲手分装。本案李某是把成批产品分装成瓶的人，直接接触原料和成品。“分装”这个动作，在事实认定上很难与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”并存。
• 自行制作说明书。标榜“老中医独门配方”的说明书是自己印的，卖点是自己编的——宣传话术的编造过程，本身就是认知的证明。
• 进货渠道与凭证。从上家拿货，没有批准文号、没有合格证明、没有检测报告，价格与正常渠道明显不同。
• 客户反馈后的行为。服用后出现口干、心慌甚至晕厥等反应，如果收到反馈后仍然继续卖，“不明知”就更站不住脚。

但这不等于明知不可辩，而是要辩在证据链的断点上：

• "明知"的推定有法定清单，也有法定出口。现行《危害药品安全解释》（高检发释字〔2022〕1号）第十条第一次把"明知"的认定规则写成了明文：应结合行为人的从业经历、认知能力、药品质量、进货渠道和价格、销售渠道和价格、生产销售方式等事实综合判断，并列举了六种可以推定明知的情形——药品价格明显异于市场价格；向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、销售者购买药品且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；逃避、抗拒监督检查；转移、隐匿、销毁涉案药品、进销货记录；曾因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受过处罚又实施同类行为等。关键是每一项后面都跟着同一句但书："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具有故意的除外"。推定不是有罪推定——它给了控方一条省力的路，也给了辩方一个明确的靶子：拿出反证，推定就能被打回去。其中"不能提供来历证明"一项反过来提示：进货合同、付款凭证、上家资质与检验报告，日常留存归档，案发时就是证明"不明知"最靠得住的东西。
• 区分"明知是减肥产品"与"明知是假药"。多数案件里，当事人接触的只是包装好的成品胶囊，成分由上游掌控。如果能证明上家提供过看似正规的资质材料、检测报告，或者聊天记录中明确承诺“纯中药、无添加”，这条记录就是辩点。
• 分装行为的边界。分装是否等于“参与生产”？本案给出了明确回答：分装加上制作说明书，被认定为生产行为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只是受雇打包、寄送，未接触原料、未参与配方，就有切割空间。
• “印制说明书等于生产”这条规则已经改了。本案二审认定“印制说明书”构成生产，依据的是旧《危害药品安全解释》（法释〔2014〕14号）第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。现行《危害药品安全解释》（高检发释字〔2022〕1号）第六条已经把"印制包装材料、标签、说明书的行为"从"生产"中删除——只有生产者在制造药品过程中附随实施的印制行为，才一并评价为生产；而新解释第九条第（三）项同步落位：明知他人实施危害药品安全犯罪，仍提供生产技术或者原料、辅料、包装材料、标签、说明书的，以共同犯罪论处。也就是说，单纯为他人印制说明书的人，角色从"生产者"变成了"帮助者"，可以争从犯，情节轻微的还可争取不起诉。当年被驳回的那句“我不应被认定为生产行为”，今天有了新的法条支点。
• 检测报告本身能不能立住。酚酞的检出结论，要审查检测机构资质、取样过程、样品同一性。检测报告若是孤证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，不能单独支撑“明知”。
• 收到投诉之后的做法。收到不良反应反馈就停售、主动退款，与明知有问题仍然继续卖，是两回事——前者可以用来否定明知，后者是加重情节。

一句话：明知之辩的核心不是喊冤，而是把“从客观行为推定明知”的每一个环节，逐个找出可以被证据打断的地方。

二、数额之辨：300万、70万、110万，三级跳是怎么发生的

这个案子的数额认定过程，几乎是一部教科书。

问：按快递单数量乘以单价推算出来的金额，能推翻吗？

答：能，这个案子里就推翻了。快递单只能证明“寄过一批东西”，不能证明寄的就是涉案产品；用“件数×单价”倒推销售额，是典型的推算型认定。这一刀打掉的是三百多万元的指控，直接决定刑罚档次——这是数额辩护最值钱的地方。

问：那最后是怎么认定的？数额辩到什么程度算有效？

答：二审给出的标准是“相互印证”：有收款记录、有发货记录，彼此对得上，才予以确认。这对辩护的意义是双向的：

• 有利的一面：聊天记录里提到“下单”“要货”，不等于成交。凡是没有付款凭证或物流记录印证的，都可以逐笔质疑，不能靠推测计入。
• 要清醒的一面：法院同时明确，受司法资源有限性等客观条件所限，司法机关不能逐一取证，但不影响根据在案其他证据认定犯罪数额。指望用“没有逐一向每一个买家取证”来推翻金额，是无效的——真正的功夫在逐笔核验证据链。

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：

• 档次的账要算清。按当时的司法解释，生产、销售假药金额50万元以上即属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法定刑十年以上。本案110余万元，正好落在这一档。所以数额辩护的目标从来不是“少算一点”，而是能不能把数额打到档次线以下——差几万块，刑期区间可能就是十年以上与三年到十年之别。
• 销售金额与违法所得是两笔账，罚金这笔账更要单独算。本案销售金额110余万元、违法所得15万元，二审对王某判处罚金180万元、谷某50万元。很多人以为罚金是“销售金额的50%到2倍”，那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）的算法，不是假药罪的算法。假药罪的罚金另有规则：按当时适用的法释〔2014〕14号第十二条、现行《危害药品安全解释》（高检发释字〔2022〕1号）第十五条，罚金一般应当在生产、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，共同犯罪的按各共犯合计计算。二审把数额从70余万元提到110余万元，全案罚金底线就从140万元抬到220万元以上，两人合计230万元，几乎是贴着底线判的。这就是数额之辩的杠杆：数额每多认定一万元，全案罚金底线就多两万元。查获的未售出部分如何处理、退货退款要不要扣减，都要单独争。

三、从犯之辨：夫妻同案，为什么一个十年半、一个三年

这是本案最值得反复看的一段——同一个案子，同一笔钱，夫妻两人差出七年半。

妻子主张自己是从犯，为什么没成立？

她的上诉理由是：上家利用自身知名度在直播平台宣传，她只是帮忙对外销售，起次要作用。但法院看的是行为清单：她不仅参与直播和微信宣传，还具体负责分装、制作说明书、收款、对外发货——生产、销售假药的主要环节都由她完成。结论：起积极和主要作用，主犯。

丈夫主张从犯，为什么成立了？

他做的事并不少：把支付宝账户交给妻子收款，帮忙分装、印制说明书、交寄快递。但法院认定他并未参与犯意提起、公开宣传、收取货款、决定分赃等关键环节，只起次要和辅助作用，从犯成立。

这里提炼出来的是主从犯认定的“关键环节”标准：犯意提起、宣传推广、收款、分赃——谁掌握这些环节，谁就是主犯；提供账户、打包、寄送、印制材料这类辅助行为，是争取从犯的空间所在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控方在二审提出的意见：二人共同印制说明书、共同用微信和支付宝收款、丈夫主要负责寄送，作用相当，丈夫也应当认定主犯。法院没有采纳，明确回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：夫妻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，但不能据此否定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存在主从，主从犯情节应结合二人的具体行为判定。

这句话对家属的提示是直接的：亲属共同涉案，不要默认“一起干的就是一样重”；也不要想当然以为“我只出了账户、帮忙打包，肯定是从犯”——关键看参与的是不是那四个关键环节，而且要一件件用证据拆开来看。

从犯的量刑效果在这案子里也体现得很实际：二审把丈夫参与的数额重新认定为110余万元，比一审认定高出不少，按理刑罚要往上走；但凭着从犯、如实供述、主动退缴赃款、认罪悔罪，最终从四年改判为三年。数额与情节是两条独立的赛道，数额上不利，情节上依然能挣回来。

三个辩点，其实是同一条主线

把三个辩点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三个面：

• 明知是推定的——那就把推定链条逐环拆开，找断点；
• 数额是证据堆出来的——那就逐笔核验，把没有客观凭证印证的挑出去；
• 主从犯是按环节划分的——那就把参与范围切清楚，让辅助行为与关键环节分离。

假药案件的辩护，不是喊冤，是拆证据。这三个辩点里，任何一环打下来，量刑都会跟着变——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值得在侦查阶段就介入，而不是等到判决前才补救。

假冒伪劣刑事律师陈群提示：减肥类产品是假药案件的高发区——直播带货、朋友圈分销、微商代理，一旦产品被检出西药成分，从上游到代理再到发货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被追查。深圳、广州、东莞等地的此类案件，近两年呈现“链条化”特征，代理和客服往往同时被采取强制措施。如果家人已经被抓，重点不是急着解释“我不知道”，而是先把三件事固定下来：产品来源与上游承诺的记录、本人的实际参与环节、资金流水的真实归属。这三样决定了明知能否被推翻、数额能否被压低、能否争取从犯。建议尽早委托熟悉药品刑事案件的律师介入。电话/微信：13728854578。